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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2-17 13:13:43 阅读: 来源:磨床厂家

企业文化漫谈

内容提要:作者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企业文化思考,并将人物重点选择了农民,作者在企业文化研究中看重了求真、向善、创新,从精神状态表述了独特观点,意在展开企业文化的讨论。 企业——一种经济组织 文化——精神的释放、凝聚、传承状态 企业文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群所反映出的精神状态。 经济活动与精神状态,一个务实、一个务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几千年来盖没能改。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或制约,有时虚的方面成为强势,有时实的方面成为强势,关键在于正确的认识与引导。 1968年我去山西插队,1987年回北京后一直在昌平农村搞造石艺术。这三十五年来没离开过农村,没离开过农民,耳闻目睹、潜移默化让我学会了“求真务实”。 我本不是文化人,至今仍是初中学历,在生活、工作中对文化有了感觉,并且在心里安了家。十几年来坚持正直从善的做人准则,搞企业探索“知阴守阳”“避实就虚”,这样的行为或许存在一定的片面,新的思路,新的感觉常常兴奋不已。感谢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只要不违法可以随心所欲的想问题、干事情,我们的做事方式比较原始,原始中少了一些污染,多了一些自然。我们强化了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健康的人性,淡化功利,乐于创新,如此的心态不一定能很快被人接受,有些人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搞“无为而治”是“不识时务”。培育民主自由的环境,工作中就常常遇到麻烦,很多麻烦是自我的,无奈之下我把麻烦看作一个个难题,因为我不想放弃一种感觉,解题的思维基础和方式方法不一样,效果也就有区别。豁达的、宽容的、智慧的心态常能帮我渡过难关,这种“过关”不是被动的,解题的过程是升华的过程,是自信不断增强的过程。也许没有谁可以不面对问题和困难,有的被扭曲了心态,成了问题的奴隶;有的战胜了自我,因难成了行进中的里程碑,所谓“烦恼即菩提”不无道理。 2003年全国文学艺术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四十几位著名学者专程来昌平到我们公司参观,并安排我介绍“文化感悟”。一种兴奋状态下语言从心中流了出来,十五年来,我在昌平和一群农民搞起了再造石,帮我完成创作的不是城里人,大多数不是男人,她们很少受到正规教育,我们一起进入了艺术之路,我们的作品被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等几百个单位陈列,有的还被中国美术馆和世界银行收藏。我们至今不富有,不过一直很勤奋、很本分,不欺诈。我们照章纳税,支贫助教,企业知名度越来越高,厂区硬件建设越来越到位,有的项目还实现了小型机械化,市场越来越好,常有一种“不看市场脸色也能发展”的感觉。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农村妇女,细说起来话就长了,最初回北京找不到接受单位,是她们一开始就跟我干了起来,没嫌弃最初那艰苦的又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出了名,成为了主体,说我收留了她们。如果尊重历史,该是互为收留才是。这样认识对于心态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一种事实。有人问我怎么就想起搞艺术了,讲实话,我没上过专业艺术学校,最初没想到艺术上去,只是生活所迫,要干事儿就要干好,从民间来、从实践来,在不断的研究创作中找体会,没有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停留在名人堆里,越干越有窍门,越干越有体会,又没硬描一个模子,喜欢学习,喜欢创新。回北京这十六年来,有如荒野探险,一切是未知的,艰难的,不被人理解的。用泡沫塑料做模子,用水泥加石粉搞造型,没有经验,也就没有顾虑,常有惊喜出现。在创作中像是一路荒野,一路坎坷,又一路莺歌燕舞,一路潺潺流水,离开了大马路塞车的烦恼,精力集中了,速度快了。我们没走常规的路,反而成功了,有数不完的新鲜体会和故事,做的事儿多了,接触的人多了,影响也就大了。人们认为我们不赚钱都不行,亏损的企业很多,少有人催促他们快挣钱。越发展越要投资,还不胡来,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经济发展稍慢一些,社会各界就急了,好像我们不挣钱就见了鬼了。都在出主意,想办法,希望我们大发展,这证明过去的路走对了,就更不动摇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把我们的管理之道列为教学案例。我们在昌租了近50亩地,地方政府很支持,十几年来,培养了一支能干艺术工作的队伍,“宝贵石艺”吸引了国内外的客户,每天的商业信息络绎不绝,越是这样越感前景乐观、责任重大。提高企业人员素质,广招人才成了当务之急。除了商人主动到公司来谈业务外,几乎每天都有学者、专家、各级领导、国内外朋友来公司交流,有人劝我们到国外去发展,有的省市领导希望我们帮他们上项目,1997年在香港参加中国科技贸易博览会,我们的项目吸引了香港的商界,董建华先生对有特色的科技与文化的新项目表现出了特殊关注,我们交谈的照片登在中国专利报的头版。杨振宁先生在中国艺术博览会上见到我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我们长谈起来,从艺术谈到了科技。不久,又收到了杨振宁寄来的长信,科学家对艺术家的关注与支持,激活了更多的艺术细胞,思路开阔了。 干企业和干事业的追求是有区别的,前者比较具体,后者比较宏观;前者注重经济效益,后者不但注重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责任。苍天不负有心人,进入了使命状态总会得到意外惊喜,北京市经委授予我“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国家工商局授予企业全国“光彩之星”称号;北京市工商局授予公司“重合同守信用”称号;中国GRC协会聘我为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工艺美术协会聘我为副会长。昌平有那么多大企业,科委领导选中我做昌平科技企业家协会主席,说我们有人格魅力,昌平区工商联让我做副会长的工作,2001年5月在爱尔兰召开的国际GRC年会上,我宣读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好评。这些不仅仅是荣誉、是信任,这是一种承认,是对价值观的承认,是对探索精神的承认。2003年全国工商联等三个部门授予我“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的称号,按说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值利税都没达标,据说为了贯彻“十六大”的精神,把我作为一名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代表特批的。 说到文化我想该是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状态,是否可以这样打比方:文化像是植物,树冠是可以看得见的,各种颜色,不同形状,花开花落,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千差万别,这些表象可以叫文化的外延。从文化活动,文化形式、文化载体诸多方面讨论,那就更多了,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饮食、服饰、军事、科技、民俗等等。文化被说得很具体很热闹,以为物化了的东西就是文化,树根往往看不见也就被忽略了,只有确有所悟的人才会重视它的全貌,研究它的内在联系,树根是树干的基础,它的存在、生长需要环境和养分,这种环境是社会的、历史的,这种养分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也是多元的,所谓“根深叶茂”是有道理的,当然“叶貌根深”是道理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许多生气蓬勃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需要。造石艺术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各级政府扶持的结果,是各类专业人士支持的结果,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这些条件更多的是精神的。十几年匆匆忙忙,做了大量的琐碎的事物性工作,思想一直没有被锁住,常感我们搞的是文化产品,做的是文化事业,研究的是文化话题,长此以往也就养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比如:有人说客户是上帝,我则认为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是互为需要的,把客户硬捧为“上帝”是手中没宝的原因,是惰性思维的结果,是不思进取无力扭转局面的产物。“上帝”甚嚣尘上的喧闹,不利市场经济健康长久的发展,如此的舆论会把所谓的“上帝”宠坏,娇生惯养的环境不利生命的成长。 我们提出了“宁可效益低一些,也不欺骗客户,不欺侮工人。哪怕是破产,反而越做越实在、越做朋友越多,越做市场越大。几年前,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找到我们做徐悲鸿艺术学院门口的大石头,高16米,长40米一共1400平方米,按企业标准报价每平方米500元计算,共计70万元,徐庆平先生一再讲他很喜欢我们的艺术,而且认为放在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大门口很合适,由于建校资金紧张,希望支持。我不加思考的让利了,一万一万、五万五万的让利不是我们的习惯,像老太太卖白薯,没看那么珍贵,一让就是二十几万,两轮下来,让了45万元,工程完成了财务核算赔了25万元,有人说我不懂经济,头脑容易头涨,不要再参与经营了,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评判标准,站在绝对经济的角度这样认识问题是不为过的,不过站在相对经济角度就另当别论了。美国的侨领说我是精明的商人,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徐悲鸿,为学院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对企业来说是值得的。花钱做广告不会有这种效果,两种方式都会提升企业形象,效果不一样。广告可以加深社会的印象,但是一般是表面的、暂时的。支持公益事业,特别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交流、文化支持,会使企业形象在人心中安家,这样的形象是深刻的、长久的。关键在于企业的选择,企业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有没有长远发展的思想准备,而且这样的让利行为一般来自人的本能,不是操作和计算可以做到的。徐庆平先生对于我们的行为确实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感动,这种感动我想不该仅仅是对商业让利行为。世上谁不爱钱?挣钱不该成为唯一的标准,据说一些艺术家谈起钱来头头是道,对艺术反而不兴奋了,反而越来越缺少灵感了。没想到昌平的一个小老板硬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没把钱看那么重。做的当中没想过什么,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反映,像下棋一样,一种畅快淋漓并非源于经验和计算,这是一种状态。这件事情至今很难被人接受,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比如钓鱼台国宾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等,虽然很难交流起来,我一直不后悔,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先人一步的行为往往是孤独的,确有创新价值的行为于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见仁见智吧。文化行为本来就是一个很宽的状态,不必急着有个说法,认识文化有时候要用丰富的心态去审视去讨论,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们的品牌效应越来越大,而且是让人信服的。品牌不是喊出来的,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当然,品牌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不努力不付出就可以得到的,我们也是俗人,也食人间烟火,也需要鼓励,许多意外的事情使我们有勇气、有乐趣、有奔头坚持下来。一些大老板大领导亲自邀我谈业务,而且表示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就把你惊动了,并且盛情款待。到外地有时是车队接机,有时是市领导亲自做陪。有的老板为我们买往返机票,连随我去的工人也是头等舱,人们张口闭口”张老师“,在付费上从不讨价还价,在我眼里市场净是好人、爽快人,我就更不设防了。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市场经济状态下有这样的故事让人兴奋、让人留恋、让人头脑清醒,让人渴望求知、渴望把手里的活儿干好,渴望老老实实待人、做人、做事儿。这些并非因为惧怕某种惩罚,并非迫于某种压力,如果说有压力,只是担心由于无能失去机会,由于不坦诚失去朋友,由于认识不到良性市场规律走错了路。本分经营自得其乐是幸运的,如果这种本分经营自得其乐是发自内心的并非操作和表演就更加幸运。我们刚开始搞造石艺术的时候、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队伍,没有市场。十几年来没敢荒废光阴,走了一条特殊的路,常有一种“名利双收”的感觉,挣着钱交了朋友,干了活儿出了名儿还长了本事。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让我讲艺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让我讲经济,北京工业大学、北方交大让我讲建筑,很多人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传说我是大学教授,我时至今日没有文凭,十几年来一直在社会实践中读着“我的大学”。 搞企业像是开荒,只有把基础工作做好了才能打粮食,“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虽然已是过去的事情,联系现实仍能说明一定道理,做企业搞经济不能抱住一门专业一种经验不放,除了“与时俱进”的道理外,线形思维不利于生存与发展,多接触边缘学科知识会建筑良好的发展空间,空间是多元的、是立体的、是包容的、是转换的。“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天体的无中生有,据说这种膨胀仍在进行中,这是一种运动的大空间状态。对与经营管理看似无关的现象能够产生兴趣,于我们的思考是有利的,离开现实进行讨论也许会清楚一些,因为我们会摆脱一些诱惑,清醒的头脑有利于判断,勤于思考的人应对变化了的环境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北大的历以宁教授几年前听说我在企业管理中把尊重工人的事情看的很重,并且一直实践着,他邀请我在北大东校门外用便饭,请夫人作陪。我们谈起了“情感道德”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历先生讲政府控制、市场调谐的作用已经很下工夫了,经济中为什么还有混乱?可能是“情感道德”的作用弱了,三足鼎立比两个支撑点要稳,这样的思考是积极的。仅仅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企业,发展的速度可能会快,不过穷尽了资源迟早会出问题。肖灼基先生讲在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该追求品牌最大化,本人以为企业人文最大化也像企业效益最大化那样得到同样重视或成为本能的话,发展的状态会乐观,那是另外一种“三足鼎立”。 成思危副委员长讲“不是有公司的老板都可以称呼企业家,企业家是指那些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这样的提法对于现实来讲是有指导意义的,这种提法就是创新。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农业社会的经济崇尚手艺和功夫,工业社会崇尚资本和效益,信息社会则崇尚创新和人的价值。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商言商”常被奉为经营中的口头禅,长此以往会使人斤斤计较,心胸变窄,眼光变短,缺少求变的勇气和活力,什么钱都不放过的人也许会背上包袱,即便精于盘算,也会误了更重要的商机,人算不如天算啊!所谓的天算是改革发展的迅猛机会,是新条件下的现代意识,不打破坛坛罐罐就不可能真正解放企业家,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中产阶层,也不能出现长盛不衷的大老板。这些不是方法问题,不是经营策略问题,这是人格人品问题,这些无疑将影响经济的发展。尊重人、求真、求变、求融合的现代意识,才可能把我们带向经济持久快速发展的彼岸,“在商言商”可以休矣。 “商场如战场”也许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这不是规律,不是本质,不是方向,我们不该成为现实的奴隶。反对战争是人类一个不争的公理,那么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反对商战?号召商战的商人也许会得利于一时,但不一定都能赢,起码不会永远不输,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证明扭曲的心态是做不了大买卖的。几年前,我在政法大学演讲时提到除了现实中的故事,除了商战的故事,大学生应该读一些寓言,学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金斧子、银斧子、铁斧子”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诚实是什么、善良是什么、求真是什么……知识很重要,发展经济很重要,做人更重要,因为知识和经济是人的需要,是为人服务的,是人所发现和创造的,如果置人于不顾那将是一种悲哀。我们面对的是浩淼的宇宙,很多新鲜的事物有待我们去认识,求真向善是金钥匙,她可以帮我们打开智慧的大门。所谓的知识不是万能的,因为它将被情感左右。所谓的财富形式也不是永恒的,因为它必将在社会的发展中发生变化。结合亲身经历我谈起了哲学体会,大学生们纷纷递条子,说我在“守候生命的真实”,还有人说“我爸爸也做买卖,只想骗人家的钱,没想到社会上真有人会老老实实面对市场经济,我想起了小时候,想起童话中的美好,我祝愿你身体健康。”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求真的声音可以把人沟通起来。大家都清楚,发展经济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政府搞管理、搞服务、搞宏观调控需要学术支持,那么学术需要什么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把新鲜体验和成果捧出来,可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学术需要社会实践的支持。 “本土攻略”“资本致胜”“体制决定论”等方面的理论探索,面对落后的计划经济,这些无疑是进步的,是有生命力的。不该忽视的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离开了计划经济状态,“初级阶段”的社会正在步入“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快节奏、大容量、求新求变、尊重人、给人实现价值机会的社会。再用“资本经济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准信息时代”的经济就显得爱莫能助了,发展越快的现代企业越渴望确能与信息时代可以对接的意识,现代社会需要发展了的理论支持,由此看来党中央提出的“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三个代表”从理论的高度响亮的提出了现代社会中几个需要思考、探索的重要问题,用常规的心态很难切实理解和完成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创新是一种需要,创新是一种心态,创新需要资源。资源的存在需要发现的能力,资源也需要孕育。有专家说“为什么只有昌平才可以生产再造石,你们知道吗?因为昌平有座山专门出再造石”。这是一种误传,也是一种诙谐,这种善意是对企业的理解与支持,是对昌平一种特有资源的鼓励方式。十几年来我们没急着收获,一直在培育生存环境,培育发展环境,特殊的实践与探索得到了昌平各级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农民,一般很难在专业技术领域以主体身份出现。如果有,大多是农林牧副渔。在雕塑艺术领域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也常以专业技术人员出现在工地。一些大的浮雕准备上墙,投资方面对很有实力的建筑单位讲“昌平没来人,你们不要安装。”这是一种信任,是对普通劳动者确有特殊本事的信任,这是另一种公理模式,这种模式是现代的。 海淀市政管委的领导让我们把雕塑作品《对话》放大6.3米后永久陈列在阜成路西头绿地中,她没有选择真石头,选中了用水泥加石粉这种环保材料。她没有去请著名艺术院校的“大师”,跑到昌平邀请我和农民,这是一种新思路,这是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在用文化的意识发现美、寻找美。我常有一种感觉“艺术朝前走,钱是影子”。把艺术做好了,把企业脚踏实地的搞好了,市场自然会有的。“揠苗助长”“狗熊掰棒子”“掩耳盗铃”“杀鸡取卵”“空中楼阁”不是现代意识,这些无助于企业的发展。 十几年来社会给了我太多的爱,让我学会了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爱护他人常有一种幸福感。本地职工或外地打工妹结婚我们送冰箱或彩电,十几年来没有变。逢年过节都发东西,谁家结婚、生子都去凑热闹,小孩过满月去抹油嘴,死人了也要管,生病了不管是否工伤公司要管,很多不相识的穷人我们从心里看不过去,尽力帮助。六一儿童节被帮助的穷孩子管我叫“恩人”给我鞠躬,我受不了,赶忙起身给她鞠躬。这些事儿不大,很民间也很俗气,但是我很当回事儿。这里有老百姓的真、有人的爱、有非功利的东西。我被驯化着,改造着、感染着。每当看到工人又脏又累的干活儿,我心里流泪,只想提高他们的收入,带他们去旅游,几年来,大部分去过了四川、大连、上海、杭州、苏州、西安、沈阳等,坐卧铺甚至软卧或飞机,住星级宾馆,被老板或领导宴请,她们有的已经上年纪了,普普通通农村妇女,看到她们高兴我就高兴,我有时候觉得她们像我的姐妹或儿女,有时候觉得她们像母亲那样爱护我和我的企业。每当有人说我养活了一百多人的时候,我都要纠正“说她们养活了我才对,我出名了,事业越大我得到的越多,她们能得到什么?我从心里不愿她们受伤害”。在国外建分公司,希望有一天她们也能穿着西服以专家身份出国工作。我跟她们开玩笑,那时候给你们打工的可能是留学生。我真的愿意她们也有年轻人那样的幻想和希望,她们有权利享受一切美好,她们失去的太多了,她们默默的干着,有的时候干到深夜,有的时候顶风冒雪,有的时候烈日炎炎,没人说什么。有时候在外安装要像猴子一样在脚手架上爬来爬去,让人担心、让人心疼,说这些事儿有点婆婆妈妈,有人说我太仁慈,干不了大事儿。我没把自己当老板,没想过一定要干成多么大的事儿,也没拼命的学习西方的所谓现代管理,只是很看重人的感情、人的尊严,比较落后甚至犯了错误的人也不急于纠过来,因为他们的经历和处境不一样,要给他们时间。常有一种感觉,我像一头牛,车拉的不快,原来是轱辘不圆,轴长锈,不是我的错,常被冤枉,厂里厂外的都觉得该这样该那样,是牛就要耕地就要拉车,解释和假设没有用,也就不说了,顺其自然吧。我们所说的上下五千年,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化遗产,多是先民们发自内心所形成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都源于设计和追求。大多是精神状态自然流露所演变的物质现象或文化记载,只是很有生活味儿,有精气神,流传了下来,后人喜欢讲、喜欢听、喜欢看,因为有乐趣,因为是人做的事情,是可信、可爱、可学习的事情,要不然也传不到今天了。在艺术创作方面、哲学探索方面我很浪漫,胆子很大,常常异想天开,漫无边际的去侃。面对企业发展和各项工作我还是脚踏实地,一是一,二是二,不想入非非。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我是一名党员,全国六千八百万党员,十三亿人口的话,一个党员应该是二十个人的指标。我们有一百二十位员工,如果我不欺侮她们,还能把她们当家里人那样关心、尊重、帮助,不要因为我的失误让她们对社会产生不满,我就超额完成了“任务”,这该是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有一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乡下人、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不但过上了好日子,也能像有文化的城里人到大会上到学校里讲体会,他们也以现代人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中,无论那天有多远,无论我是否可以看见,我都愿为之努力,也可能我是为此来到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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